且西艺又何可末乎？[⑥] 只重视自由、平等之精神，而忽视科学正是政艺剥离之弊。

加之在《行政处罚法》首次使用加处罚款之后的不少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罚款，恰恰介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使得《行政强制法》上的加处罚款面临理论上的定位选择。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第二个罚款属于行政执行罚，而实施行政执行罚决定的主体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人民法院。其第3条规定上：1．本法所称的‘抗告诉讼，是指关于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不服的诉讼。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法律法规使用了罚款而不是加处罚款的表达方式。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制度中，虽将滞纳金和怠金都列为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但作为执行罚只有怠金，滞纳金不属于执行罚的形式。执行罚系指当事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时，执行机关可以加处一种惩罚来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和压力，以实现当事人履行义务之目的。

其行政执行法第34条规定：代履行费用或怠金，逾期未缴纳者，移送行政执行处依第二章之规定执行之。这也是对本文第四部分观点的补强。[13]10 经济体制上的公有化和管理体制上的党政化使得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关。

因为不享有权利只承担义务的国民就是对国民资格的克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和完全失去国民的资格也相差无几。通过法治限制公权力并不意味着削弱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只有这种法治才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暴露民主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争取民主的原则、为暴露法西斯余孽和根除其思想而战斗。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

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作风和执政方法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了我们的宪法文本。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的变化左右着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局。

参与了《共同纲领》起草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和新华通讯社社长的胡乔木曾经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共同纲领》第49条的意义所在（以下简称胡文）。把基本权利视为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改造的方法，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人民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那么开展正确方向基础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了。[26]102-109 再次，在政治化调控当中，新闻机关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其次，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及其管理制度限制了现行宪法中以公民权利观为基础的新闻自由保障制度的发展。

[18]406党报也彻底沦为帮助推行错误政策的工具。与此同时，原本是实施人民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国家权力自律间接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转而被改造成大批判的工具，而其批判的对象便是失去人民资格的那些敌人。在新闻内容工作的政治化调控之下，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仅是受到了挤压，在一些极端时期，这种本来是用来矫正错误与不足的自律手段也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并逆向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信息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信息、知识、观点等的自由和高速的流通。

这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价值需求，同时也是现实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结果。对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以党报为中心、由多种类多层次的报纸组成的多样化的报业结构，报纸可以有党报与非党报之分，机关报与非机关报之分，有政治报与非政治报之分，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分，公办民办之分。

[11]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推进依法治国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就只使用人民作为权利主体。当个人享有的权利及其行使空间一再受到国家公权力的挤压，以至于最后完全被国家权力所代位行使的时候，当国家权力失去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而不再能保持自律自省的时候，个人的地位就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31]46 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来说，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监督公权力和公民利益表达两方面。[2]368-369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表明以人民作为权利主体的理论基础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报道经过安徽省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审查，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第4版的头条位置。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权力以及由国家权力提供的物质保障只能构成基本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4]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等职务。[13]63虽然直接被见报的来信只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些没有被单独发表的来信往往成为报纸编辑部写评论文章的依据和材料，成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检查工作的参考材料。

[20]352-355 在此期间，一些批评报道还引发了影响巨大的新闻官司。其次，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构架当中，人民的利益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国家的利益，因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出现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就是国家为人民、人民为国家、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保护人民、人民保护国家、人民和国家凝成了一体。

而在表述加强宪法实施的具体措施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时，则全部使用的是公民权利。可以说，它们就是事实上的国家机关，而且是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的国家机关。

其实，也恰恰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款、原则和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宪法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世界变得越发隐晦庞杂、经年累月而意蕴深邃，加之转型期所带来的日异月殊、世事变迁、新旧更替，整个宪法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少看似自相矛盾，却又玉石杂糅的地方。但是在对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否意味着公民可以办报刊的回答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认同比例差别就非常大。

公私合营在开始的时候还保留了一些报纸的私股，同时由政府给予适当投资或贷款作为公股，以扶持报纸发展。尤其是在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渐拉开帷幕并已初具规模，民主制度建设逐渐回到了正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也渐次成型，最重要的是以公民权利观为基础的宪法基本权利有了初步的落实。但是，学理和文本的双重否定并不能切断人民权利观对现实制度的影响。现实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这30年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了这一状况发展，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又反过来促进了表达机制和途径的多元化。

[13]参见《出版管理条例》第1、9、24条。1949年《人民日报》全年发表批评性文章347篇，1950年增加到753篇，到1951年猛增了一倍还要多，达到1749篇。

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以人民权利观为主导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在保护公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的基本经验就是通过经济上的公营和管理体制上的党政化，把原本属于个人权利的新闻自由改造成由党政机构来代位行使的国家权力，然后以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权力自律的形式来间接地保障和实现公民个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强调公民权利观在宪法规范中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对人民权利观的排斥。

虽然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已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人权原则。[16]277其他报刊在经过一轮撤并调整之后，也都纳入了这个管理体制，党报体制由此形成。

但是恐怕只有丧失爱国心和责任心的新闻记者才会利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一条款来任意从中取材吧。说到底，无论是对享有权利的资格的剥夺，还是对国民资格的剥夺都只不过是一种对敌人的专政的具体手段[3]。[19]349-351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群众来信。如果一时一地的党委自律意识比较强，或者能够主动支持新闻传播机构的工作，批评性言论就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对此，主持《共同纲领》制定工作的周恩来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针对个人的新闻暴力。

在人民权利观主导下，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呈现出高度混同乃至扭曲的状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但与此同时，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基础的人民权利观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

（五）转变新闻管理方式，实现新闻自由保障法治化，限定政治化调控的范围。从1951年到1953年平均下来每天刊登的批评性稿件超过4篇。